關於趙鐵林和他的《阿V的日子》

  《中國攝影》上有幾篇專門關於趙鐵林和他的作品的文章。

  趙鐵林死了,反而更加出名了,這些日子很多人在討論他和他的作品。

  使他出名的主要原因便是他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關於性工作者的,這些作品在相當程度上挑戰了社會的禁忌。

  這些作品中比較有名的便是《阿V的日子》,在《南方週末》上發表過,也曾經集結成冊發表過,比如我曾經看過的《黑鏡頭》系列中就有一本。

  趙鐵林的這些作品在發表的時候曾經引起過討論,現在他死了,因為他的死,這些作品又被拿出來被人們討論。

  《阿V的日子》這類作品是趙鐵林在落魄之際和這些底層性工作者們混在一起時拍攝的,由於作者採取了一種平和的,參與其中的視角進行拍攝,與以往的作品——或者說,由於社會的禁忌,以往很少有這類題材的作品——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被打上了“社會學研究式的作品”的標籤,而趙也被冠以“社會研究者”的稱號。

  《阿V的日子》這些作品在引起人們對性工作者的關注,為趙獲得廣泛的讚譽的同時,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一方面是社會傳統觀念對這類題材的禁忌,一方面是對於趙的道德上的質疑,即趙是不是以傷害這些性工作者為代價來換取自身的名利。

  這一期《中國攝影》上的幾篇文章,除了介紹這些作品外,還有一篇是以一種宏觀的,全域的視角來品評趙鐵林及其作品的,但對於文中的一些觀點,我覺得值得探討一下。

  第一,文章認為趙鐵林的作品從倫理層面上而言存在缺失,他的作品沒有遵循社會學的一些原則,使作品中的女孩子們受到了傷害。文章援引了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的艾爾• 巴比(Earl Babbie)在《社會學研究方法》中的話:“社會研究重要的倫理原則就是必須對研究物件無害”。對於這個觀點,我存在以下幾點疑問。

  首先,趙鐵林在拍攝這些底層性工作者的時候是不是在進行一種社會研究?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趙當時在拍攝時是有意識地以社會研究的方式進行的,而所謂的“社會研究式的作品”以及趙身上的“社會研究者”的標籤,不過是後來出版商或者評論者處於自己的判斷加上去的。

  其次,關於社會研究的“不傷害研究物件”的倫理原則。我並不是要去質疑這樣一個原則是否存在,而是想瞭解清楚這樣一條原則的界限在哪裡?是固定的還是可變動的?單純地引用這條原則而不去說明趙的作品是如何違背了這條原則,是沒有說服力的。我之所以提出這個疑問是因為我覺得,瞭解一條原則,不僅要知道其內涵,還要知道其界限,並且我認為,這條界限是不斷被衝擊和不斷被修正的。比如說同性戀,同性戀由普遍被人們反對和視為變態到現在獲得很多人的諒解甚至在某些國家同性戀婚姻已經合法化,就經過了類似的過程。早期被拍攝並公開的同性戀者也曾經承受過社會的巨大壓力,遭受過輿論的甚至法律的傷害。如果按照文章中所說的原則,那麼他們就不應該被拍攝和公開。但如果沒有傳媒的宣傳和引導,如今的廣泛的諒解又如何能達到呢?

  再次,在前面所說的原則下的傷害的問題。文中似乎默認了一個前提,就是趙的作品傷害了這些底層性工作者,因為他使她們暴露在公眾眼前,承受著“傷風敗俗”以及“違法”的道德和法律壓力。但事實上,這個結論的得出有點牽強,如果說這些性工作者們確實受到了傷害,那麼這裡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疑問需要得到準確的解答:究竟是誰傷害了她們?是趙的拍攝行為傷害了她們?或者是作品的發表傷害了她們?還是這個社會普遍的對這類題材的禁忌的道德觀念傷害了她們?在我看來,真正對她們造成傷害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對這類題材的禁忌。事實存在著,而我們卻不願意直面,不願意去瞭解。文中其實也說,在網路時代,由於傳播更加便捷,所以她們每被你我在電腦上觀看一次,就受到傷害一次,換句話說,其實是作為“觀看者”的你我以及由你我形成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在傷害她們。退一步講,如果這種社會道德價值觀念是無法改變,或者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那麼至少也是趙與媒體以及出版者們合謀傷害了這些照片中的女孩子們。

  第二,文章中認為在趙的作品中甚至在當今絕大多數涉及此類題材的報導和作品中,都缺乏一種雨果式的聲音和心靈。作者所謂的雨果式的聲音和心靈,指的是雨果在《悲慘世界》一書中對女主人公之一的芳汀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情懷,在當時法國的社會背景下,賣春同樣是違法的,但雨果還是把《悲慘世界》的第一部完全獻給了芳汀。

  老實說,作者的這段文字我覺得有賣弄之嫌,他也完全沒有告訴我們他認為雨果對於這些“女孩們”究竟是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理解。從我個人對《悲慘世界》的理解來看,我覺得雨果對於芳汀的描寫,一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反映了個人命運在社會洪流中的無助;二是充滿憐憫和寬容,不去介意芳汀的身份,而是認為人們只要內心向善,便能獲得救贖。如果按照我的這些理解,那麼放到我們這個社會中,我們需要拷問的是:一是,我們這個社會有沒有給這些底層性工作者們合適的出路?有沒有讓她們流動的途徑?二是,我們是不是擁有足夠的寬容和憐憫,以一種平和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性工作者們以及幫助她們。

  以上便是我的一些看法,附作品一張*。

  【文/李謙】

 

*作品:《傳統與現代東西文化交融的澳門》